五、信仰-《浮生一世,忽然而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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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四点多,我入梦不久,便被巨大的砸门声吵醒。
“薄医生,救命,救命!”凄厉而绝望的求助声让我陡然清醒。
我以最快的速度滚下床,两步跑到门前,打开门。
靳太太扑倒在我面前,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,声音颤抖不止:“他又昏迷了……救他……救救他吧。”
我一边喊着护士准备医疗器械和药品,一边奔向重症监护室。
靳先生躺在床上,生命体征还有,人已陷入重度昏迷。
靳太太惊慌地追问我:“薄医生,你一定要救救他,就让他清醒一会儿也好。我已经通知儿子了,他今天就能回来了……你让他们再见最后一面吧……”
面对靳太太哀求的期盼,我只能回答:“我会尽力!但您要做好心理准备,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小了。”
她无言地抓着靳先生的手,悲恸欲绝之时,眼中已无泪,口中已无言。
这已经是靳先生第三次昏迷,他的全身性的体质症状损伤严重,身体的机能几乎全部遭受癌细胞的侵袭。我尽了全力,能用的药都用了,能抢救的方法都试遍了,最终,靳先生没有醒来。
他床头的项目书已经完成了,而他也好好地休息了……
他的儿子从香港回来时,已经太迟了。
他一直在追问靳太太:“为什么不告诉我呢?五年,为什么病了五年都不告诉我?”
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……早一天也行,我至少能再跟他说一句话……就算看我一眼也好……”
靳太太沉默着坐在床边,只是摇头。
守在父亲冰冷的尸体旁,他失声痛哭过,喃喃自语过,也嘶声揭底地吼过,可惜什么用都没有,他唤不醒弥留之际的父亲,安慰不了悲痛欲绝的母亲,更加无法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悲伤。
靳先生走了,苍松啜泣,天地悲怆,轻音低回,亲朋落泪。他最后留在人世的是一份项目申请书,而对他的爱人、孩子、朋友,未留下只字片语。
(4)
两天后,我参加了靳先生的葬礼。
当我看到花圈摆满了他的周围,他的灵堂前站了近千人,每一个从他遗容前经过的人,都掩面而泣,我被那种场面震撼了。
葬礼上,我站在一众从未相识的人中间,默默听着他的悼词,那是我听过的最沉重的悼词。
原来,靳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,30年来,他在科研工作中,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完成了国家多个型号攻关任务,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。
最近几年,他长期受到病魔的侵扰,但他却以超负荷工作的方式与病魔顽强抗争。亲朋好友们不了解他的病情,只看到他日渐消瘦,以为他是太累了,都劝他减少一点儿工作量,注意休息。
他却什么都不说,只笑言:“只要工作,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。”
有一段时间,为了加快项目研制进度,靳先生连续出差一个多月,油尽灯枯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,可他还是坚持要出差,他说:“不是工作需要我,而是我需要工作……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,生命就没有了意义!”
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天,他还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,给同事们打电话,安排项目答辩事宜。
“靳先生,这一次离别,我们是真的永别了。这一别,对您来说,犹如燃烧的红烛化为
一缕青烟,随风飘飘行万里;而对于我们来说,这一别,却犹如九天外的时空隧道,近在咫
尺,却又远在天边……”
听着这一番因泪流不止而更咽的悼念词,我仿佛看见了三年前初见时的靳先生,那是他肠癌手术的第三年,定期检查的结果显示,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。
我向他陈述检查结果时,他垂下脸,目光安然地低语了一句:“时间不多了,希望能来得及把项目完成。”
时隔三年,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刻的面容,斯文而儒雅,随和又刚强。
走过他的遗体,瞻仰他最后的仪容,我仿佛又看见他在化疗之后,咬牙忍痛爬下病床。因为疼痛和身体的虚弱,他举步维艰,最终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,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,扶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……
那时,我想不通什么会议比生命重要,现在我懂了,那不是一个会议,那是一个科学家至高无上的信仰。
我也想起他离去前的一天,我看着他写完项目书,问他:“靳先生,您还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?”
他摇摇头,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?我是真的舍不得,舍不得我还未完成的工作,舍不得离开我的课题组,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,舍不得离开刻苦求学的研究生,我也舍不得我太太和儿子……可是,来不及了,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……”
(5)
生命给了他最后的期限,他便在这最后的期限里尽其所能,做了更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
我们很幸运,生命给我们的期限似乎很长,有几十年,而我们用这漫长的时间,去做了什么?
去等待一个明知不会回来的人?
去深爱一个明知不该去爱的人?
还是,在这个浮华的社会中追名逐利?
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信仰的意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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